垂钓坐磐石,水清心亦闲。
我坐在潭边的大石上垂钓,潭水清澈心境因此而悠闲。
鱼行潭树下,猿挂岛藤间。
鱼儿在树阴下游来游去,猿猴在树枝藤蔓间嬉戏打闹。
游女昔解佩,传闻于此山。
神女以玉佩相赠的故事,听说就是发生在这座山上。
求之不可得,沿月棹歌还。
我既然无缘有如此奇遇,不如身披月光唱着歌荡桨而归。
参考资料:
1、 孙建军 .《全唐诗选注》 :线装书局 ,2002年 .2、 许海山 .《中国历代诗词曲赋大观》 :北京燕山出版社 ,2007年 .垂钓坐磐(pán)石,水清心亦闲。
磐石:大石。亦:一作“益”。
鱼行潭树下,猿挂岛藤(téng)间。
行:一作“游”。
游女昔解佩(pèi),传闻于此山。
游女昔解佩:据《列仙传》载,江妃二神女尝出游江汉之滨,逢郑交甫,交甫见而悦之,因请其配饰,二女遂手解佩与之,交甫受而怀之,去数十步,佩与二女俱不见。
求之不可得,沿月棹(zhào)歌还。
沿月:月下顺流行船。棹歌:鼓棹而歌。乐府有《棹歌行》。
参考资料:
1、 孙建军 .《全唐诗选注》 :线装书局 ,2002年 .2、 许海山 .《中国历代诗词曲赋大观》 :北京燕山出版社 ,2007年 .万山,在襄阳西北,汉水南岸,又名汉皋山。此地环境清幽,为襄阳名胜,又有神女解佩的传说,更增添了一层迷人的色彩。浩然常游此地,诗集中就有三首于此得题。“万山潭”,指山旁江水深曲处。这是一首带有古诗意味的律作。诗人常游于万山,诗集中有三首于此得题。此诗诗风古雅质朴,空逸澹宕,清心闲适。
首联写诗人冲淡的心情和垂钓之乐。垂钓本身,已乐在其中,何况静坐磐石之上。“坐”字一字,更显安闲。且潭水清澈,与闲适的心境相默契。诗中未提一个乐字,但乐字已融入闲淡之中。
颔联,所谓“鱼行潭树下”,似不合理,盖鱼是水中之物,不可能行之于树下。细细体味,就可理解潭侧之树高于潭中之鱼,且树影映入潭水之中,鱼儿翕翕游动,自由自在。故“鱼行潭树下”。在这里,诗人虽没有正面描写树的倒影,但却可以领悟出树的倒影的荡漾美,与游鱼的动态美相互参差,更显出美的多样性。且“鱼行”与“猿挂”,一低一高,遥相呼应,更拓展出空间的距离美。“潭树下”与“岛藤间”,一潭一岛,一树一藤,一下一上,也显示出对称美。颈联借当地典故抒发情怀。曹植《洛神赋》中说:“交甫之弃言兮,怅犹豫而狐疑。”意思是郑交甫曾游于万山,巧遇两个游山的神女,羡慕不已,向神女索取佩带上的饰物,游女解佩赠之,但霎时,游女及佩饰均不见。郑交甫怅惘良久。这个美丽的神话,为万山潭增添了迷人的风采,也触动着诗人的心弦,并自然地引出下句诗来。
尾联写心中向往,求之不得,于是月下放歌,乘舟而返。游女解佩的故事,给诗人以无穷的遐思。诗人不禁悠然神往。“沿”字,用得亦极其神妙,更增添了月儿的动态美,表明不仅仅是一点月色,而是沿途通明,明月满舟,银辉一路,歌声不绝。此情此景,令人向往。
全诗有动有静。首、颔二联,以静为主,寓动于静;颈、尾二联,以动为主,寓静于动。冲淡之风,显隐于动静之中。闻一多说:“真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的筑在一联或一句里,而是将它冲淡了,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,”“甚至淡到令你疑心到底有诗没有。”(《唐诗杂论》)所谓“羚羊挂角,无迹可求”(严羽《沧浪诗话·诗辩》),正是此中境界的写照。刘熙载说:“诗品出于人品”(《艺概·诗概》)。
关于孟浩然的人品,王士源说他“骨貌淑清、风神散朗。救患释纷、以立义表。灌疏艺竹,以全高尚。”(《孟浩然集序》)王维在绢本上绘制的孟浩然肖像“颀而长,峭而瘦,风仪落落,凛然如生。”(《韵语阳秋》引张洎题识)可见,孟浩然的人品可用风清骨峻四个字来形容。它体现在孟氏诗中,就浇铸出孟浩然的诗品。
正如闻一多所说,《万山潭作》一诗,这是诗的孟浩然,又是孟浩然的诗。诗人的心境是非常悠闲、清静、旷达、淡泊的;诗人的形象是“风神散朗”、“风仪落落”的。这确是诗如其人、人即其诗了。孟浩然所创造的人入其诗、诗显其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冲淡。
孟浩然和王维,都推崇冲淡,却各有千秋。胡应麟在《诗薮》中说:“浩然清而旷,王维清而秀。”可见,王、孟虽同样具有冲淡中“清”的特点,王维偏重秀字,孟浩然偏重一个旷字。王维的《青溪》,虽然写了素、闲、清、澹,但从“声喧乱石中,色静深松里。漾漾泛菱荇,澄澄映葭苇”的诗句中,却可看见大自然的秀丽景色。孟浩然的《万山潭作》,虽然也写了清、闲,但从神寄游女、归舟放歌的情境中,读者却可窥见他的旷达情怀。
参考资料:
1、 周啸天 等 .唐诗鉴赏辞典补编 :四川文艺出版社 ,1990年版 :第85-87页 .长歌破衣襟,短歌断白发。
写长歌把我的衣襟磨破,吟短诗使我的白发脱落。
秦王不可见,旦白成内热。
谒见秦王没有机缘,日夜焦虑我心中烦热。
渴饮壶中酒,饥拔陇头粟。
喝口壶中酒,聊以解渴,拔把垅头谷,暂充饥饿。
凄凉四月阑,千里一时绿。
四月将尽,千里大地一片绿色,自己却贫困潦倒,不由人感到凄凉难过。
夜峰何离离,明月落石底。
夜幕中峰峦起伏重叠,明亮的月光却只向谷底照射。
徘徊沿石寻,照出高峰外。
我来来回回沿着石崖寻觅,可它又在高峰之外不可捉摸。
不得与之游,歌成鬓先改。
自己终不得与其共事,歌成而头发早已变白。
参考资料:
1、 冯浩非 徐传武.李贺诗选译.成都:巴蜀书社,1991:112-114长歌破衣襟,短歌断白发。
秦王不可见,旦白成内热。
秦王:指唐宪宗。宪宗当时在秦地,所以称为秦王。旦白:日日夜夜。内热:内心急躁而炽热。
渴饮壶中酒,饥拔陇(lǒng)头粟(sù)。
陇头:田间地头。此二句比喻诗人如饥似渴地思念唐宪宗。
凄凉四月阑,千里一时绿。
夜峰何离离,明月落石底。
离离:重叠、罗列的样子。明月:比喻唐宪宗。
徘(pái)徊(huái)沿石寻,照出高峰外。
徘徊:彷徨不进貌。
不得与之游,歌成鬓(bìn)先改。
之:代词,代指唐宪宗。鬓先改:鬓发已经变白。
参考资料:
1、 冯浩非 徐传武.李贺诗选译.成都:巴蜀书社,1991:112-114开头二句紧扣诗题,有愁苦万分,悲歌不已的意思。“破”、“断”二字,用得很奇特,但也都入情入理。古人有“长歌当哭”的话,长歌当哭,泪洒胸怀,久而久之,那衣襟自然会破烂。杜甫有“白头搔更短,浑欲不胜簪”(《春望》)的诗句,人到烦恼之至,无计可施的时候,常常会下意识地搔爬头皮,白发越搔越稀。这首诗的“断”可能就是由杜甫诗中的“短”生发出来的。
三、四句写进见“秦王”的愿望不能实现,因而内心更加郁闷,像是烈火中烧,炽热难熬。“秦王”当指唐宪宗。王琦说:“时天子居秦地,故以秦王为喻。”(《李长吉歌诗汇解》)李贺在世时,宪宗还能有所作为,曾采取削藩措施,重整朝政,史家有“中兴”之誉。李贺对这样的君主是寄托希望的。他在考进士受到排挤打击之后,幻想他能像马周受知于唐太宗那样,直接去见皇帝,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。
五、六句具体描述诗人苦闷的心情与清贫的生活,与开头二句相照应、相补充。“渴饮壶中酒”,渴是“内热”的表现,饮酒的目的在于平息内热、消愁解闷;“饥拔陇头粟”,为求见“秦王”不惜忍饥挨饿,靠从地里拔粟充饥。
七、八句写景。“凄凉四月阑,千里一时绿”,初夏已尽,盛夏来临,草木葱翠,生气勃勃,原是不会有凄凉之感的。然而“绿肥红瘦”,万花摇落,诗人又不禁为之唏嘘感叹。下面的“千里”句,故意用欢乐的色调映衬凄苦的情怀,颇有“春物与愁客,遇时各有违”(孟郊《春愁》)的意味,这样反复渲染,有一唱三叹之妙。诗人述怀从景物落笔,寄情于景,意味深长。
后六句采用借喻、拟人等修辞手法,表面上写景物,实际上写人事。“夜峰何离离,明月落石底”。夜间的峰峦一个挨一个地排列着,黝黑而高,竟把那明朗的月亮遮得无影无踪,让诗人感到纳闷。诗人沿着那崎岖的石径四处寻觅,忽而发现它在高峰之外。峰峦阻隔,高不可攀,心中异常痛苦,因而慷慨悲歌,鬓发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加苍白,忧伤催人老。“夜峰”、“明月”等句喻意微婉。“明月”借喻唐宪宗,夜峰指代他身边的卿相们,意思是宪宗为一些大臣所包围,闭目塞聪,就像月亮为峰峦所阻隔,虽有明光,却不能下达。这些表明诗人深知当时朝廷的弊病,他想向宪宗陈述国事,以匡时救弊,然而“山”高“月”远,投告无门,只有暗自忧伤而已。
杜牧在《李长吉歌诗叙》中评李贺的诗说:“盖《骚》之苗裔,理虽不及,辞或过之。《骚》有感怨刺怼,言及君臣理乱,时有以激发人意。乃贺所为,得无有是?”这首诗在立意和表现方法的运用上,都与《离骚》很相似。“夜峰何离离,明月落石底”,寄托遥深。诗人把自己的意志和情绪融化在生动的比喻和深邃的意境中,含蓄隽永,优美动人,颇得《离骚》的神髓。
参考资料:
1、 朱世英 等.唐诗鉴赏辞典.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1983:1024-1025削简龙文见,临池鸟迹舒。
池边鸟雀声稀环境静谧闲适,依着栏杆细细品评着书简上的文字。
河图八卦出,洛范九畴初。
书法是中国文化的起始源头,洛河的存在才导致了《洛书》的出现。
垂露春光满,崩云骨气馀。
垂露圆浑有力,一笔一划又好似碎裂的云朵力劲暗藏期间。
请君看入木,一寸乃非虚。
请你仔细观察每一个笔画,每一寸都是圆浑流畅、筋骨俱备。
削简龙文见,临池鸟迹舒。
削简:古时削薄竹木成片,用以书写。后用以泛称书写﹑撰述。龙文:喻雄健的文笔。
河图八卦出,洛范九畴(chóu)初。
河图:儒家关於《周易》卦形来源的传说。
垂露春光满,崩云骨气馀(yú)。
垂露:书法术语。书写直画的一种形态。其收笔处如下垂露珠,垂而不落,故名。
请君看入木,一寸乃非虚。
入木:形容书法笔力刚劲有力。
日暮苍山远,天寒白屋贫。
当暮色降临山色苍茫的时候,就越来越觉得路途遥远,当天气越寒冷茅草屋显得更加贫穷。
柴门闻犬吠,风雪夜归人。
柴门外忽传来犬吠声声,原来是有人冒着风雪归家门。
参考资料:
1、 梁川等.《唐诗三百首鉴赏》: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,2008:第134页日暮苍山远,天寒白屋贫。
日暮:傍晚的时候。苍山远:青山在暮色中影影绰绰显得很远。苍:青色。白屋:未加修饰的简陋茅草房。一般指贫苦人家。
柴门闻犬吠,风雪夜归人。
犬吠:狗叫。夜归人:夜间回来的人。
参考资料:
1、 梁川等.《唐诗三百首鉴赏》: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,2008:第134页诗词大意
这首诗描绘的是一幅风雪夜归图。前两句,写诗人投宿山村时的所见所感。首句中“日暮”点明时间:傍晚。“苍山远”,是诗人风雪途中所见。青山遥远迷蒙,暗示跋涉的艰辛,急于投宿的心情。下句“天寒白屋贫”点明投宿的地点。“天寒白屋贫”:主人家简陋的茅舍,在寒冬中更显得贫穷。“寒”“白”“贫”三字互相映衬,渲染贫寒、清白的气氛,也反映了诗人独特的感受。
后两句写诗人投宿主人家以后的情景。“柴门闻犬吠”,诗人进入茅屋已安顿就寝,忽从卧榻上听到吠声不止。“风雪夜归人”,诗人猜想大概是芙蓉山主人披风戴雪归来了吧。这两句从耳闻的角度落墨,给人展示一个犬吠人归的场面。
这首诗用极其凝炼的诗笔,描画出一幅以旅客暮夜投宿、山家风雪人归为素材的寒山夜宿图。诗是按投宿的顺序写下来的。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清贫生活的同情。
反客为主
唐代诗人刘长卿的《逢雪宿芙蓉山主人》一诗可谓广为流传,家喻户晓,其中最后一句“风雪夜归人”甚至为剧作家借用为剧名,遂使此诗在当代更为著名。然而对此诗的理解,窃以为问题颇大,通常的讲析很难令人信服。
主要问题是两个,一是标题,前面“逢雪宿芙蓉山”六字似已申足诗题,何以还要加上“主人”两字?于是有人以为此乃衍文,“主人”两字应该删去;二是“柴门闻犬吠,风雪夜归人”一联,诸多赏析者都展开神思,想象为:诗人夜宿于芙蓉山某农户家,夜闻农家主人雪夜归来,犬吠人答,所谓:“这些声音交织成一片,尽管借宿之人不在院内,未曾目睹,但从这一片嘈杂的声音足以构想出一幅风雪人归的画面。”(《唐诗鉴赏辞典》406页) 此诗不但运用了“反客为主”——出奇制胜的艺术构思,而且还采用了相辅相成、相得益彰的艺术技巧。由此可见,刘长卿的这首小诗,上联写贬谪中的投宿,重在客观描写,下联写投宿时的感受,重在主观抒发,自然婉转,一气呵成。在表现形式上则相辅相成,相得益彰,音律上也如弹丸圆美流转,自有其美,并不存在所谓脉络的跳跃。诗虽全用赋体,然仍意在言外,启人深思。至此,标题中“主人”两字所特含的暗示意味,也就不言而喻,迎刃而解了,这个芙蓉山“主人”,不是别人,正是诗人之自谓也。
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,可以为有道之于乎哉?学广而闻多,不求闻于人也。行古人之道,居于晋之鄙。晋之鄙人,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。大臣闻而荐之,天子以为谏议大夫。人皆以为华,阳子不色喜。居于位五年矣,视其德,如在野,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?
愈应之曰:是《易》所谓恒其德贞,而夫子凶者也。恶得为有道之于乎哉?在《易·蛊》之“上九”云:“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。”《蹇》之“六二”则曰:“王臣蹇蹇,匪躬之故。”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,而所蹈之德不同也。若《蛊》之“上九”,居无用之地,而致匪躬之节;以《蹇》之“六二”,在王臣之位,而高不事之心,则冒进之患生,旷官之刺兴。志不可则,而尤不终无也。今阳子在位,不为不久矣;闻天下之得失,不为不熟矣;天子待之,不为不加矣。而未尝一言及于政。视政之得失,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,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。问其官,则曰谏议也;问其禄,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;问其政,则曰我不知也。有道之于,固如是乎哉?且吾闻之:有官守者,不得其职则去;有言责者,不得其言则去。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?得其言而不言,与不得其言而不去,无一可者也。阳子将为禄仕乎?古之人有云:“仕不为贫,而有时乎为贫。”谓禄仕者也。宜乎辞尊而居卑,辞富而居贫,若抱关击柝者可也。盖孔子尝为委吏矣,尝为乘田矣,亦不敢旷其职,必曰“会计当而已矣”,必曰“牛羊遂而已矣”。若阳子之秩禄,不为卑且贫,章章明矣,而如此,其可乎哉?
或曰:否,非若此也。夫阳子恶讪上者,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。故虽谏且议,使人不得而知焉。《书》曰:“尔有嘉谟嘉猷,则人告尔后于内,尔乃顺之于外,曰:斯谟斯猷,惟我后之德”若阳子之用心,亦若此者。愈应之曰:若阳子之用心如此,滋所谓惑者矣。入则谏其君,出不使人知者,大臣宰相者之事,非阳子之所宜行也。夫阳子,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,主上嘉其行谊,擢在此位,官以谏为名,诚宜有以奉其职,使四方后代,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,天子有不僭赏、从谏如流之美。庶岩穴之于,闻而慕之,束带结发,愿进于阙下,而伸其辞说,致吾君于尧舜,熙鸿号于无穷也。若《书》所谓,则大臣宰相之事,非阳子之所宜行也。且阳子之心,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?是启之也。
或曰: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,不求用而君用之。不得已而起。守其道而不变,何子过之深也?愈曰:自古圣人贤于,皆非有求于闻用也。闵其时之不平,人之不义,得其道。不敢独善其身,而必以兼济天下也。孜孜矻矻,死而后已。故禹过家门不入,孔席不暇暖,而墨突不得黔。彼二圣一贤者,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。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,岂使自有余而已,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。耳目之于身也,耳司闻而目司见,听其是非,视其险易,然后身得安焉。圣贤者,时人之耳目也;时人者,圣贤之身也。且阳子之不贤,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;若果贤,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。恶得以自暇逸乎哉?
或曰: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,而恶讦以为直者。若吾子之论,直则直矣,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?好尽言以招人过,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,吾子其亦闻乎?愈曰:君子居其位,则思死其官。未得位,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。我将以明道也,非以为直而加入也。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,而好尽言于乱国,是以见杀。《传》曰:“惟善人能受尽言。”谓其闻而能改之也。子告我曰:“阳子可以为有之于也。”今虽不能及已,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?
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,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?学广而闻多,不求闻于人也。行古人之道,居于晋之鄙。晋之鄙人,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。大臣闻而荐之,天子以为谏议大夫。人皆以为华,阳子不色喜。居于位五年矣,视其德,如在野,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?
有人问我:谏议大夫阳城,可以算做有道德的士人吗?他学识渊博,广见多闻,又不希望人们知道他的名声。他履行古人的道德准则,住在晋地的边境。晋地边境的人受到他的道德熏陶而修行善良的有几千人之众。大臣听说后就推荐他,皇帝任用他为谏议大夫。人们都认为这是很荣耀的,而阳先生却没有欣喜的表情。他担任这个职务已经五年了,看他的品德好像与隐居在野时一样,他哪里会因富贵而改变自己的心志呢?
愈应之曰:是《易》所谓恒其德贞,而夫子凶者也。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?在《易·蛊》之“上九”云:“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。”《蹇》之“六二”则曰:“王臣蹇蹇,匪躬之故。”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,而所蹈之德不同也。若《蛊》之“上九”,居无用之地,而致匪躬之节;以《蹇》之“六二”,在王臣之位,而高不事之心,则冒进之患生,旷官之刺兴。志不可则,而尤不终无也。今阳子在位,不为不久矣;闻天下之得失,不为不熟矣;天子待之,不为不加矣。而未尝一言及于政。视政之得失,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,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。问其官,则曰谏议也;问其禄,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;问其政,则曰我不知也。有道之士,固如是乎哉?且吾闻之:有官守者,不得其职则去;有言责者,不得其言则去。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?得其言而不言,与不得其言而不去,无一可者也。阳子将为禄仕乎?古之人有云:“仕不为贫,而有时乎为贫。”谓禄仕者也。宜乎辞尊而居卑,辞富而居贫,若抱关击柝者可也。盖孔子尝为委吏矣,尝为乘田矣,亦不敢旷其职,必曰“会计当而已矣”,必曰“牛羊遂而已矣”。若阳子之秩禄,不为卑且贫,章章明矣,而如此,其可乎哉?
我回答说:这就是《易经》里所说的,长期保持着一种德操而不能因事制宜,这对士大夫来说是有危害的。哪里算得上有道德的人呢?《易经·蛊卦》的“上九”中说:“不愿侍奉王侯,只求自己的节操高尚。”《易经·蹇卦》的“六二”爻辞中又这么说:“做臣子的不避艰难去直言进谏尽忠于君主,是由于他不顾自身的缘故。”那不就是因为所处的时间场合不一样,所实践的准则也不同吗?就像《蛊卦》的“上九”爻说的那样,处于没被任用的地位,却去表示奋不顾身的节操;再如《蹇卦》的“六二”爻说的,处在君王之臣的职位,却把不侍奉王侯的节操当作高尚,那么冒求仕进的祸患便会产生,玩忽职守的指责也会兴起。此种志向不当效法,而且最后将不可避免地获得罪过啊。现在阳先生担任职位的时间,不能算是不长久了;了解国家的政治措施的正确与失误,不能算是不熟悉了;皇帝对待他,不能说不重视。然而他未曾说过一句关系到国家政治的话。看待朝政的得失,就好像越国人看秦国人的胖瘦一样毫不在意,他心中没有喜悦和忧愁的波动。问他担任什么官职,就说是谏议大夫啊;问他有多少俸禄,就说是下大夫的品级啊;问他朝政情况,就回答说我不知道。有道德的人,原来是这样的吗?况且我听说:有官位职守的人,不能称职就该离去;有进言任务的人,不能提出有益的意见就辞去。现在阳先生认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批评没有呢?能够提出批评而不提,和不能提出自己的建议批评而不离去,这两种态度没有一种是对的啊。阳先生是为了俸禄而做官的吗?古人说过:“做官不是因为家贫,但有时是因为贫困的。”指的是那些为俸禄而做官的人。应该辞去高位而担任低下的职务,放弃富贵而安于贫贱生活,当个守门、巡夜之类的差使就可以了。孔子曾经做过管理粮仓的小吏,又曾做过管理畜牧的贱职,也不敢旷废他的职守,总是说“一定做到会计准确无误才算完成任务”,总是说“牛羊顺利成长才行”。像阳先生的品级俸禄,不算低下和微薄,那是明明白白的了,可是他的行事却是这个样子,难道可以吗?
或曰:否,非若此也。夫阳子恶讪上者,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。故虽谏且议,使人不得而知焉。《书》曰:“尔有嘉谟嘉猷,则人告尔后于内,尔乃顺之于外,曰:斯谟斯猷,惟我后之德”若阳子之用心,亦若此者。愈应之曰:若阳子之用心如此,滋所谓惑者矣。入则谏其君,出不使人知者,大臣宰相者之事,非阳子之所宜行也。夫阳子,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,主上嘉其行谊,擢在此位,官以谏为名,诚宜有以奉其职,使四方后代,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,天子有不僭赏、从谏如流之美。庶岩穴之士,闻而慕之,束带结发,愿进于阙下,而伸其辞说,致吾君于尧舜,熙鸿号于无穷也。若《书》所谓,则大臣宰相之事,非阳子之所宜行也。且阳子之心,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?是启之也。
有人说:不,不是这样的。阳先生是憎恶诽谤皇上的人,厌恶那些作为臣下却通过公开揭发他的君主的过失而出名的人。所以,他虽然向皇帝提了意见和建议,却不让别人知道。《尚书》中说:“你有好的计策和谋略,就去告诉你的君主,你到外面就和大家说:这个计策智谋是我们君主出的。”阳先生的用意也是像这样的。韩愈回答说:假如阳先生的用心是这样的,那他可谓更糊涂了。进去为君主献策,出来又不使别人知道,这是大臣宰相的做法,不是阳先生所应该做的啊。那阳先生,本来以平民身份,隐居在草野之间,皇上赏识他的品行道义,提拔他担任这个职位,官为谏议大夫,他实在应该做出成绩来,奉行自己的职守,使全国各地和子孙后代知道朝廷有直言不讳、刚正不屈的臣子,君主有不滥赏和从谏如流的美名。这就可能使山野间的隐士听到了而对此产生羡慕之心,束好腰带,挽起发髻,愿意进身到宫门之下陈述他们的言论,使我们的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,使他们伟大的名声流传千古。像《尚书》所说的,那是大臣宰相的事,不是阳先生所应该做的啊。况且阳先生的想法,将会使君主厌恶听到自己的过失吧?这就是在这方面启发君主啊。
或曰: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,不求用而君用之。不得已而起。守其道而不变,何子过之深也?愈曰:自古圣人贤士,皆非有求于闻用也。闵其时之不平,人之不义,得其道。不敢独善其身,而必以兼济天下也。孜孜矻矻,死而后已。故禹过家门不入,孔席不暇暖,而墨突不得黔。彼二圣一贤者,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。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,岂使自有余而已,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。耳目之于身也,耳司闻而目司见,听其是非,视其险易,然后身得安焉。圣贤者,时人之耳目也;时人者,圣贤之身也。且阳子之不贤,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;若果贤,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。恶得以自暇逸乎哉?
有人说:阳先生不求出名而别人都知道他,不求任用而君主任用了他。他不得已才出来做官,保持着一贯的操行准则而不改变,为什么您对他责备得如此苛刻呢?韩愈说:自古以来的圣人贤士,都不是由于追求名望而被任用的,他们怜悯自己所处的时代动荡,民生不安定,有了道德和学问之后,不敢独善其身,一定要经世致用,普济天下。勤恳努力,终身不懈,到死才罢休。所以大禹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,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也不进去看一下,孔子周游列国时,连坐席也来不及坐暖就又出门了,而墨翟从不安居一地,所住之处灶上烟囱不及熏黑,就离家了。那两位圣人和一位贤人,难道不懂得自己过安逸生活的快乐吗?实在是敬畏上天的旨意,而且怜悯人民的穷困啊。上天将圣贤的德才和能力授予这些人,哪里只是让他们自己有余就算了,实在是想通过他们来补充别人的不足。耳目对人来说,耳管听,眼管看,听清是非,看明安危,然后身体才能安全。圣人贤人,是世人的耳目;世人,是圣贤的身体。再说阳先生要不是贤人,那就应该被贤人所遣使来侍奉他的君主;如果确实是贤人,本当敬畏上天的意旨,而怜悯百姓的穷困。怎么能够只顾自己的闲适安逸呢?
或曰: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,而恶讦以为直者。若吾子之论,直则直矣,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?好尽言以招人过,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,吾子其亦闻乎?愈曰:君子居其位,则思死其官。未得位,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。我将以明道也,非以为直而加入也。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,而好尽言于乱国,是以见杀。《传》曰:“惟善人能受尽言。”谓其闻而能改之也。子告我曰:“阳子可以为有之士也。”今虽不能及已,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?
有人说:我听说君子不想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,并且憎恶那种把攻击别人当做正直的人。像您的议论,直率是够直率的了,未免有点损害道德并且浪费口舌了吧?喜欢直言不讳地揭发别人的过失,这就是国武子在齐国被杀害的原因啊,您大概也听说过吧?韩愈说:君子有官位,就应有以身殉职的思想准备。未得到官位,就考虑修饰文辞来阐明他掌握的道理。我是要阐明道理,并不是自以为正直而强迫人家接受自己不要的东西。况且国武子是因为未遇到善良的人,又喜欢在乱国直言不讳,所以被杀。《国语》上说:“只有善人才能够无保留地接受批评。”这就是说他听到别人规劝后能改正自己的过失。您告诉我说:“阳先生可以算是有道德的人。”阳先生虽然现在未能达到,难道他将来也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吗?
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,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?学广而闻多,不求闻于人也。行古人之道,居于晋之鄙。晋之鄙人,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。大臣闻而荐之,天子以为谏议大夫。人皆以为华,阳子不色喜。居于位五年矣,视其德,如在野,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?
谏议大夫:官名,执掌议论政事,对皇帝进行规劝。阳城(736—805):原隐居中条山(今山西南部),788年(贞元四年),唐德宗召为谏议大夫。《旧唐书·阳城传》载,阳城就任谏议大夫之后,其他谏官纷纷论事,细碎的问题都上达到皇帝那里。阳城则与二弟及客人日夜痛饮,人们猜不着他的意图。及贞元十一年。德宗听信谗言,要处分贤相陆贽,任命奸佞裴贤龄为相,阳城拼死极谏,使事态有所改变,他则受到贬谪。晋:周时古国名,辖境在今山西大部,河北西南部,河南北部及陕西一角。鄙:边境。熏:熏陶,影响。大臣:指李泌。《顺宗实录》载,德宗贞元三年六月,李泌为相,次年举阳城为谏议大夫。阳子:即阳城。
愈应之曰:是《易》所谓恒其德贞,而夫子凶者也。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?在《易·蛊》之“上九”云:“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。”《蹇》之“六二”则曰:“王臣蹇蹇,匪躬之故。”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,而所蹈之德不同也。若《蛊》之“上九”,居无用之地,而致匪躬之节;以《蹇》之“六二”,在王臣之位,而高不事之心,则冒进之患生,旷官之刺兴。志不可则,而尤不终无也。今阳子在位,不为不久矣;闻天下之得失,不为不熟矣;天子待之,不为不加矣。而未尝一言及于政。视政之得失,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,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。问其官,则曰谏议也;问其禄,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;问其政,则曰我不知也。有道之士,固如是乎哉?且吾闻之:有官守者,不得其职则去;有言责者,不得其言则去。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?得其言而不言,与不得其言而不去,无一可者也。阳子将为禄仕乎?古之人有云:“仕不为贫,而有时乎为贫。”谓禄仕者也。宜乎辞尊而居卑,辞富而居贫,若抱关击柝者可也。盖孔子尝为委吏矣,尝为乘田矣,亦不敢旷其职,必曰“会计当而已矣”,必曰“牛羊遂而已矣”。若阳子之秩禄,不为卑且贫,章章明矣,而如此,其可乎哉?
王臣蹇蹇(jiǎn),匪躬之故:做臣子的不避艰难,辅助国君,是由于他能不顾自身的缘故。蹇蹇,尽忠的样子。匪,通“非”。躬:自身。蹈:践,此处为履行、实行之意。旷:空缺。越、秦:周时两个诸侯国,相隔很远,越在东方,今浙江一带。秦在西北,今陕西一带。下大夫:周时的职级名,列国的国卿。唐制,谏议大夫称为正五品,年俸二百石,秩品相当于古代的下大夫。“有官守者”四句:出自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。禄仕:为了俸禄而出仕。“仕不为贫”二句:见《孟子·万章下》。意为仕宦的本来目的不是为了救贫,但有时为了解脱贫困而去仕宦,也是允许的。“宜乎辞”二句:古人认为为了解决生活而出仕,即以官为业,不应居高位,取厚禄。抱关:守关门。击柝(tuò):打更。委吏:古代掌管粮食的小官。乘田:古官名。春秋时鲁国主管畜牧的小官。会计:管理财、物及出纳事。章章:显明的样子。
或曰:否,非若此也。夫阳子恶讪上者,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。故虽谏且议,使人不得而知焉。《书》曰:“尔有嘉谟嘉猷,则人告尔后于内,尔乃顺之于外,曰:斯谟斯猷,惟我后之德”若阳子之用心,亦若此者。愈应之曰:若阳子之用心如此,滋所谓惑者矣。入则谏其君,出不使人知者,大臣宰相者之事,非阳子之所宜行也。夫阳子,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,主上嘉其行谊,擢在此位,官以谏为名,诚宜有以奉其职,使四方后代,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,天子有不僭赏、从谏如流之美。庶岩穴之士,闻而慕之,束带结发,愿进于阙下,而伸其辞说,致吾君于尧舜,熙鸿号于无穷也。若《书》所谓,则大臣宰相之事,非阳子之所宜行也。且阳子之心,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?是启之也。
或曰: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,不求用而君用之。不得已而起。守其道而不变,何子过之深也?愈曰:自古圣人贤士,皆非有求于闻用也。闵其时之不平,人之不义,得其道。不敢独善其身,而必以兼济天下也。孜孜矻矻,死而后已。故禹过家门不入,孔席不暇暖,而墨突不得黔。彼二圣一贤者,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。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,岂使自有余而已,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。耳目之于身也,耳司闻而目司见,听其是非,视其险易,然后身得安焉。圣贤者,时人之耳目也;时人者,圣贤之身也。且阳子之不贤,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;若果贤,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。恶得以自暇逸乎哉?
或曰: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,而恶讦以为直者。若吾子之论,直则直矣,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?好尽言以招人过,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,吾子其亦闻乎?愈曰:君子居其位,则思死其官。未得位,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。我将以明道也,非以为直而加入也。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,而好尽言于乱国,是以见杀。《传》曰:“惟善人能受尽言。”谓其闻而能改之也。子告我曰:“阳子可以为有之士也。”今虽不能及已,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?
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,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?学广而闻多,不求闻于人也。行古人之道,居于晋之鄙。晋之鄙人,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。大臣闻而荐之,天子以为谏议大夫。人皆以为华,阳子不色喜。居于位五年矣,视其德,如在野,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?
愈应之曰:是《易》所谓恒其德贞,而夫子凶者也。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?在《易·蛊》之“上九”云:“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。”《蹇》之“六二”则曰:“王臣蹇蹇,匪躬之故。”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,而所蹈之德不同也。若《蛊》之“上九”,居无用之地,而致匪躬之节;以《蹇》之“六二”,在王臣之位,而高不事之心,则冒进之患生,旷官之刺兴。志不可则,而尤不终无也。今阳子在位,不为不久矣;闻天下之得失,不为不熟矣;天子待之,不为不加矣。而未尝一言及于政。视政之得失,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,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。问其官,则曰谏议也;问其禄,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;问其政,则曰我不知也。有道之士,固如是乎哉?且吾闻之:有官守者,不得其职则去;有言责者,不得其言则去。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?得其言而不言,与不得其言而不去,无一可者也。阳子将为禄仕乎?古之人有云:“仕不为贫,而有时乎为贫。”谓禄仕者也。宜乎辞尊而居卑,辞富而居贫,若抱关击柝者可也。盖孔子尝为委吏矣,尝为乘田矣,亦不敢旷其职,必曰“会计当而已矣”,必曰“牛羊遂而已矣”。若阳子之秩禄,不为卑且贫,章章明矣,而如此,其可乎哉?
或曰:否,非若此也。夫阳子恶讪上者,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。故虽谏且议,使人不得而知焉。《书》曰:“尔有嘉谟嘉猷,则人告尔后于内,尔乃顺之于外,曰:斯谟斯猷,惟我后之德”若阳子之用心,亦若此者。愈应之曰:若阳子之用心如此,滋所谓惑者矣。入则谏其君,出不使人知者,大臣宰相者之事,非阳子之所宜行也。夫阳子,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,主上嘉其行谊,擢在此位,官以谏为名,诚宜有以奉其职,使四方后代,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,天子有不僭赏、从谏如流之美。庶岩穴之士,闻而慕之,束带结发,愿进于阙下,而伸其辞说,致吾君于尧舜,熙鸿号于无穷也。若《书》所谓,则大臣宰相之事,非阳子之所宜行也。且阳子之心,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?是启之也。
或曰: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,不求用而君用之。不得已而起。守其道而不变,何子过之深也?愈曰:自古圣人贤士,皆非有求于闻用也。闵其时之不平,人之不义,得其道。不敢独善其身,而必以兼济天下也。孜孜矻矻,死而后已。故禹过家门不入,孔席不暇暖,而墨突不得黔。彼二圣一贤者,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。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,岂使自有余而已,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。耳目之于身也,耳司闻而目司见,听其是非,视其险易,然后身得安焉。圣贤者,时人之耳目也;时人者,圣贤之身也。且阳子之不贤,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;若果贤,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。恶得以自暇逸乎哉?
或曰: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,而恶讦以为直者。若吾子之论,直则直矣,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?好尽言以招人过,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,吾子其亦闻乎?愈曰:君子居其位,则思死其官。未得位,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。我将以明道也,非以为直而加入也。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,而好尽言于乱国,是以见杀。《传》曰:“惟善人能受尽言。”谓其闻而能改之也。子告我曰:“阳子可以为有之士也。”今虽不能及已,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?
《争臣论》针对德宗时谏议大夫阳城,不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,身为谏官却不问政事得失的不良表现,用问答的形式,对阳城的为人和行事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,指出为官者应当认真对待自己的官职,忠于职守,不能敷衍塞责,得过且过。由于文章有的放矢,确实也使阳城改变了自己的作风,此乃后话。《争臣论》又作《诤臣论》。
《争臣论》在写法上采取问答的形式。首先由对方发问,提出阳城是“有道之士”的看法,并且阐述其理由。尽管是发问,实际上是希望得到韩愈的认可。这就迫使韩愈不能不就什么是“有道之士”,什么是“争臣”作一番论证。这第一轮辩论之后,对方其实已经势屈。势屈而不服,只有用狡辩的方式来应战了。认为阳城不是不谏议,而是不愿让君主负恶名,所以他虽有谏诤而外人不知。这个狡辩应该说是很难反驳的,因为在古代君主是神圣的,臣子确有不愿让君担恶名而匿其谏诤之迹,所谓朝回焚谏草,是为世俗传为美谈。论者企图以此而使韩愈语塞。但韩愈禀承的是原始儒家的政治原则,并不像一般人那样,把君主看得那样神圣。谏官之设,其前提就是君主会犯错误,所以作为谏官而隐瞒君主犯错误的事实,久而久之,就会使君主真以为自己是永远英明正确的。这种行为,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。阳城如果真像论者所说的那样,难道他是为了有意地让君主养成“恶闻其过”的危险习惯吗?第二轮辩论后,胜负已成定局。但对方仍然可笑地负隅顽抗,甚至到最后提出了与开始的观点完全相矛盾的理由,企图让韩愈最后收回对阳城的批评,但这只能使自己越来越失去道义的立场。全文的整个论辩设计,确实颇为精彩。
历史的事实是,阳城在后来陆贽遭贬官时曾经力谏,这说明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谏官。但他一开始任谏官五年不言事,确是不对。